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抗击新冠肺炎的战争中，身处风暴眼的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注定无法置身事外。
但奇怪的是，武汉病毒所在这场战役中，表现平淡。该所让人印象深刻的，一是发表英文论文，引发“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的呼声；另外就是联合上海药物所“发现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
武汉P4实验室堪比我国“两弹一星”
犹记病毒初起时，有很乐观的声音表示，“如果武汉搞不定，没人能搞得定”。之所以乐观，就是因为武汉有一个P4实验室。
国际上通常把生物安全实验室分为四个等级，一级防护水平最低，四级防护水平最高。P是英文protection防卫和防护的意思，P4也就是最高等级的生物安全防卫防护。
SARS催生了我国第一个P4实验室的建造，这个重任落到了武汉病毒所肩上。
由于P4实验室的建设和维护难度大、技术要求高，中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只能通过寻求国际合作开展实验室建设。这方面水平最高的，是法国。
2003年4月5日至11日，负责P4实验室筹建事宜的、时任病毒所副所长袁志明，随同国家有关部门负责人赴法，就P4实验室建设和新生疾病研究寻求合作。
P4实验室可谓国之重器，法国可不愿轻易把自己的高技术转交出去。
只是世界上没有做不成的生意，就看利益有多大。
好在中法关系一向不错，两国经常要携手合作做一些事情。
2004年1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关于预防和抗击新生传染性疾病的中法合作谅解备忘录”签署：设立一个由法国主管政府部门代表和专家组成的中法新发传染病小组；支持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的发展，获取建立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必要的设备和技术、提供有关支持和培训等。
由于涉及到敏感高技术，法国国内反对意见很多，再加上法国政府换届及负责人变更，P4实验室建设工作曾一度延迟。
2007年11月26日，刚当选法国总统半年的萨科齐访华，两国签署了合作协议的补充声明，强调“确保尽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落实包括武汉P4实验室在内的所有计划项目”。这次访华，萨科齐带走了上千亿元人民币的巨额订单。
同志们，我国政府为了P4实验室的建立，下了血本啊。
总统表态了，下面的事就顺利多了。
2008年，法方交付了一份实验室图纸；
2009年由中方的中元设计院提供了中方设计的图纸；
2010年5月10日，中法新发传染病合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进一步推动了实验室的建设进程；
2015年1月31日，武汉P4实验室举行竣工揭牌仪式。
除中国外，目前全球公开拥有P4实验室的仅有法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美国、英国、瑞典和南非等国。根据国际惯例，这是人类目前唯一可对埃博拉等活体病毒做实验的安全场所。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院士说，武汉P4实验室的正式运行，标志着我国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研究进入国际先进行列，显示我国国家安全又一“护卫舰”的“远航”，堪比我国“两弹一星”于我国之战略部署，必将推动原始科技创新、相关产业发展与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武汉病毒研究所发现：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
P4实验室来之不易，作用更是巨大。所以这次抗击新冠肺炎，武汉病毒所的一举一动就更引人关注。
去年12月底，此次新冠病毒发现之初，相关样品就是直接送到武汉P4实验室检测的。后来，有关部门和机构拿着检测结果，1月29日在新英格兰杂志发表了题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在中国武汉的初期传播动力学》的论文，其中一个结论是：2019年12月份即在密切接触者中发生了人际传播。
要知道，某些专家直到1月中旬还在发表错误观点：未发现明确证据证实“人传人”。
或许正因此背景，科技部日前发布通知，要求各有关攻关项目承担单位及其科研人员把研究精力全部投入到各项攻关任务上来，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研究成果应用到战胜疫情中，在疫情防控任务完成之前，不应该把精力放在论文发表上。
不能否认，除了在国外刊物上发表论文，武汉病毒所当然也做了一些其他有效的工作。但是，抗击疫情以来，武汉病毒所最为公众熟知的，却是联合上海药物所“发现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这个结论被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报道以后，双黄连口服液被一夜抢光。
可是，双黄连口服液真的有效吗？
一周前，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引用江苏省疾控中心一位专家的说法，称“喝双黄连抗病毒口服液和板蓝根”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不靠谱，也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年度报告（2014年）》也显示，在2014年中成药口服制剂不良反应报告中，双黄连合剂（口服液、颗粒、胶囊、片）排名第一，不良反应最多。
2月1日，中央指导小组医疗小组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接受央视新闻采访时表示，双黄连口服液就是一种普通的中成药，主要成分是金银花、黄芩、连翘三味中药，这些中成药只能起到调节体内状态的作用，对（新型冠状）病毒并不具有针对性。
这两天，社交媒体上也陷入了恶搞双黄连的狂欢。
上海药物所长期从事抗病毒药物研究。2003年非典来袭，《首都医药》杂志等信息发布渠道曾发文称，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证实，“洁尔阴洗液具有抗SARS冠状病毒作用”。
洁尔阴洗液是什么鬼？顾名思义。
公开资料显示，“洁尔阴”主治清热燥湿，杀虫止痒。目前，“洁尔阴”洗液的厂商成都恩威集团官网上仍保留着该篇报道。
除了从事研究工作，上海药物所也对外投资公司。
官网显示，上海药物所一直以来与药企都有开展项目合作。其长期合作伙伴之一的上海绿谷制药有限公司曾饱受质疑。公开资料显示，绿谷集团以售卖保健品发家。
2008年1月，中央电视台曾播出了揭秘“绿谷”骗局的报道。
在绿谷集团一系列的抗癌产品广告中，曾提到“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通过体外实验证实，绿谷灵芝宝对人体实体瘤和白血病、淋巴瘤细胞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被央视曝光的次年，解放日报一篇报道指出，绿谷制药就与上海药物所签订了总金额数千万美元的合同，获得“GV-971”的全球开发许可权，而那时绿谷制药的年销售收入只有1000万元。
2019年11月初，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有条件批准了绿谷制药治疗阿尔茨海默病新药——九期一®（甘露特钠，代号：GV-971）的上市申请，主要发明人是耿美玉团队。耿美玉，是上海药物所学术所长。
2019年11月29日，一篇署名为“饶毅”写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李静海的信函流出，指出耿美玉有关药物GV-971的论文涉嫌造假。对此，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对媒体表示，“没有发出，有过草稿”。
有时学术就是生意。
双黄连口服液抑制冠状病毒不是临床结果？
即使反对声音众多，但上海药物所坚持己见。
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新闻发言人2月1日表示，由中科院上海药物所、武汉病毒所1月31日向媒体提供的《上海药物所、武汉病毒所联合发现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一文，内容是准确无误的。这一结论是基于实验室体外研究的结果。研究团队通过实验室体外试验证明，双黄连有抑制新型冠状病毒作用，下一步还需通过进一步临床研究来证实。我所提供的稿件中也提到目前正在开展临床研究。
我是行业外人士，对医药试验不懂，但我能找到懂的人。微信公众号“功能组学健康中心”昨天发了一篇文章，下面摘录部分内容。
作为一个做基础科普的科研工作者，要给大家伙聊聊关于医药试验的两个基础知识点：
1、一个针对人体的药物试验，分为最大的两块，一块叫做临床前，这是在做人体试验之前，必须在体外，动物身上先完成的内容，一块是临床，这是给人做临床试验的阶段。临床前材料的准备是非常复杂，我们国家药监局有完善的资料，作为一个针对某种疾病的新药，大体上最少需要二十大类的材料准备，二十类里面，体外的试验是很小的一部分，因为体外做的效果和人体内的反应差距太大了，需要漫长的周期。作为有强大科研机构背书的公众人物，讲出这样有效的言论来，说太随意了都是轻了。
2、即便是一个完全科研的试验，那么起码的试验设计中，得有对照组作为比较，得有选取试验材料的说明，得有试验步骤的设计，得有结论，更得有讨论。
换成人话说，我做一个实验，我得想好了，我为啥要做它，我怎么做这个实验，想得到啥结果，最后得到了啥结果。
利用行业间的认知壁垒，制造恐慌，消费恐慌，尤其在这样的一个大家需要众志成城的时刻，真的寒了太多人的心。
武汉病毒所的掌门人王延轶与她的夫君
风口浪尖上，武汉病毒所的掌门人自然而然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1956年，著名病毒学家高尚荫院士、著名微生物学家陈华癸院士和简浩然教授等老一辈科学家创建了武汉病毒所，这是我国较早建立的国家级研究所之一。
现任所长王延轶，是一位出生于1981年11月的女性科研工作者。
王延轶是陕西西安人，2000年到2004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后留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获硕士学位。2006年，她来到武汉大学，其后6年，先后任武大生命科学学院讲师、副教授，期间获博士学位。
王延轶的履历很完美，名校出身，海外留学，学成回来，报效祖国。专业上，她先后主持或承担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73等多项课题。在国际知名刊物发表SCI论文20多篇，累计影响因子231.126点，论文累计被SCI他引1700余次。
这些论文，很多都是王延轶作为“共同作者”发表，与她关联在一起的有这样一个名字——舒红兵。
舒红兵，1967年出生，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武汉大学副校长、医学研究院院长。
还在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上大学期间，王延轶就认识了时任特聘教授的舒红兵。大学一毕业，王延轶就留学美国，在科罗拉多大学医学院免疫学系读硕士。两人如影随形，当时，舒红兵在该校健康科学中心免疫学系任副教授。
虽然相差14岁，但年龄不是问题，两人最终还是走到了一起。
有网友曝料说，王延秩一毕业，他们就结婚了，是舒红兵的第四任妻子。这些信息，网上查不到正规来源。私生活，也不宜讨论。
据2012年1月20日的人民日报，他们在2006年之前就已经结婚。
但据《中华儿女》杂志的报道，王延轶在美期间和舒红兵还是男女朋友关系。
这个显然不重要。师生恋，传为美谈的也有很多。
2005年，舒红兵回国到武汉大学担任生命科学院院长。次年，王延轶来到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担任讲师。2007年，她在职读取博士学位。2010年11月，拿到博士学位的王延轶，被聘为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
其实到此为止，都是常规操作。高校引进学术大牛，帮助老婆解决工作，无可厚非。况且，王延轶的能力，起码从履历上来看，并不差。
2011年，44岁的舒红兵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年，王延轶调到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所，开启了比普通科研人员快N倍的升迁历程。
夫妻俩，你追我赶，在事业上展开了大比拼。
2013年，舒红兵任武汉大学副校长。2014年7月起，王延轶到武昌区挂职了一年的卫计委副主任。
挂职工作很锻炼人。刚挂职两个月，2014年9月，王延轶调整为所里的病毒病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2014年12月，王延轶升为武汉病毒所所长助理。一年后，出任副所长。
2018年3月，舒红兵政治上更进一步。2018年10月，不满37岁的王延轶，出任正厅级的武汉病毒所所长。迄今为止，她还是全国最年轻的正厅级干部。
作为实力强劲的武汉病毒所所长，王延轶资历浅担子重。她的手下有很多学术比她强、资历比她深的牛人，难免让人心里犯嘀咕：她到底能不能让武汉病毒所更创辉煌？
很明显，在这次抗击疫情的战争中，武汉P4实验室发挥的作用不如浙江的P3实验室。
1月22日，浙江省疾控中心P3实验室成为首批获得国家卫健委新型冠状病毒分离培养资质的实验室。
两天后的1月24日，浙江省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团队在全国率先从确诊患者的痰液中成功分离到了新型冠状病毒毒株。
也许源于这种压力，就有了“双黄连可治新冠肺炎”的横空出世。
于是全中国的包括兽用在内的双黄连口服液，以及双黄莲蓉月饼，都被买光了。
曾经鲜为人知的王延轶，在全国的知名度也首次超过了丈夫。
（参考资料：中国科学报、南方都市报、中华儿女等）
